晨报评论员 郁潇亮

　　又到年底，中国人过年前是要做很多事情的，要置办年货，要绞尽脑汁买火车票，要走亲访友。对了，还要讨薪。讨薪戏码年年上演，是因为欠薪的老板年年都有。据央视“新闻1+1”日前报道，从去年5月1日恶意欠薪入刑正式生效以来至今年11月，全国只有80名被告人依法被追究了刑事责任。

　　80名无良老板锒铛入狱，这还是一年多来的全国范围的统计，单从数字上看，似乎恶意欠薪的行为大大减少，“入刑”的威慑力得以体现。事实上，同期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此类刑事案件数量为110多件，起诉本就不多，当然受到追究的人数也就少了。

　　法院统计的数据是一方面，现实写照又是另一方面。近期以来，关于讨薪的事件层出不穷，已经印证恶意欠薪的行为并未慑于法律威严而却步。女民工打扮成新闻发言人讨薪，儿童跪求老板还钱，种种花样百出的讨薪行为艺术与冷落的讨薪法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被恶意欠薪的劳动者们，宁愿选择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、上演苦情戏，也少有寻求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者，这到底是因为多年来形成的讨薪套路过于有效，还是法律的力量不足以使人信服？

　　早几年的时候，讨薪的办法不像今天这么多，一般都是跳楼跳桥跳吊塔，聚拢街上的围观者，堵塞街道之后自然赢得了注目，就算是为了疏导交通，政府也不得不出面解决。所谓的“大闹大解决，小闹小解决”，在民工的讨薪经验中屡试不爽。事情发生得多了，高楼和大桥就不那么好上了，不过只要换个方式方法，这样的低成本讨薪方式依旧可以取得良好效果，网络的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，使讨薪的套路逐渐变成了比拼创意的个人秀，草根的智慧与无奈在赢得人们广泛点击与转发的同时，让恶意欠薪入刑这种威力强大的法律武器在角落里蛛网渐生。

　　今天那些有钱或有势的人，但凡干了些于良心不安的事情，害怕的可能不是包大人的狗头铡，而是普罗大众的手机微博客户端，这是恶行被揭发的重大风险领域，被网络曝光、在网络传播之后，往往意味着法律追究的开始。不过，对于无良老板们来说，或许并不介意在网络上充当一次被口水淹没的对象，这到底好过在大牢里萧索度日。不发薪水，打工者们就无钱请律师维权；碰到底下人敢于豁出脸面上演讨薪秀了，大不了付钱了事；绝大多数欠薪老板并不会面临刑法的追究，因恶意欠薪而坐牢的风险，实在可以忽略不计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几个别出心裁的讨薪秀即便获得了广泛的网络关注，也无法代表正义最终获得普遍伸张。讨薪悲苦的现实被戏剧化包装之后呈现，劳动者个人的不幸遭遇遂成为他人的谈资，更多的关注者、转发者，不过是抱着娱乐心态来欣赏底层人士的悲剧，这不仅令法治精神蒙尘，更非社会发展的良性轨道。对此，有人张口就批评农民工法律意识淡漠，“不懂运用法律武器保护权益”，孰不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是 “法律程序和上访程序都走完了，没有用”，而恶意欠薪的老板却在嘲笑 “法院判决就是一张废纸”。再回望恶意欠薪入刑之初，舆论一片叫好，然则一年多过去了，我们仍能不时看到各种讨薪秀之后的一地鸡毛。

　　没有恶意欠薪，就不会有创意讨薪，而这并非单靠将恶意欠薪写入刑法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。 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这句话今天适用的已不止于劳动纠纷之中。如果法律武器意味着高昂的经济成本、时间成本，显然只会被穷困的打工者忍痛弃用。打官司讨薪成功后反而贴进数万元、法官将执行成功后的欠薪奉上时事主已去世多年，这些失败的法律维权案例，都是如今恶意欠薪我行我素、创意讨薪屡屡上演的催化剂，如果不能真正梳理法律在劳动官司中的发力脉络，这样的戏码恐怕只会成为连续剧、肥皂剧，等到观众看厌的时候，又将如何？